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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师生近期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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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胜前:瘟疫的考古学思考

发布者:电子游戏 发布时间:2020-03-02 09:14 阅读量:

史前时代的瘟疫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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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民忙哈遗址人骨检测

 
    数年前,我作为成员参与到内蒙古通辽哈民忙哈遗址整理与研究的国家社科重大项目中,负责石器分析工作。因为这个原因,比较详细地了解了哈民忙哈遗址的情况。这个遗址以发现大量集中出土的人骨而闻名,最集中的一座房子里,发现了97具人骨,不同年龄段与不同性别的人都有体现,底部尸骨有摆放的痕迹,上面的比较凌乱,房子有焚烧的迹象。经过数次发掘,已发现的人骨有两百余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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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民忙哈遗址全景(左上)
哈民忙哈遗址博物馆(右上)
哈民忙哈遗址F40人骨堆(左下)
哈民忙哈遗址原址保护大厅(右下)

 
    有关如此大量人口突然死亡的原因,我从石器分析的角度进行过解释(《人类学学报》2016年第4期)。哈民忙哈先民的石器工具中农业工具非常少,倒是有类型丰富的食物加工工具,表明其食物来源多样。挖掘工具只有石镐一种,形体修长,使用条痕非常清晰,显示经常挖掘沙土,实验研究显示它最适合挖掘的深度是30至50厘米。基于石器工具组合以及其他的信息,我们推断哈民忙哈先民过着一种以广谱狩猎采集兼营少量农业的生活。他们生活在科尔沁沙地的腹心地带,农业的边缘环境,很容易遇到灾年。可能是某一年的春夏之交时,因为食物不足,人们挖掘穴居动物的洞穴,捕食这些动物,由此感染了瘟疫,最有可能是鼠疫,大量人口死亡,剩下的人仓促埋葬了死者后,迅速撤离。撤离中他们带走绝大部分完整的石器工具,因此我们在研究中看到的完整、还能使用的工具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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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子沟M25居住面上六具人骨

 
    哈民忙哈遗址是目前国内发现最早的一处因为瘟疫而废弃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年代较红山文化略晚。除此之外,另一处同样可能因为瘟疫而废弃的遗址是内蒙古乌兰察布的庙子沟遗址,它是魏坚老师早年主持发掘的。这两年因为参与该地区工作的缘故,我开始关注这里的材料。在庙子沟工作站与乌兰察布博物馆看到庙子沟的材料,发现该遗址保留了大量完整的石器工具,与哈民忙哈遗址形成鲜明对比。我有学生比较过庙子沟与哈民忙哈遗址的废弃过程,发现庙子沟的废弃形态有所不同,庙子沟遗址使用时间比较长,遭遇瘟疫的庙子沟人似乎受到了惊吓,迅速逃离,因此我们能够看到大量完整的物品。庙子沟与哈民忙哈遗址的年代差不多,环境也类似,遭遇的也可能是同样的瘟疫。数年前,《Cell》(《细胞》)杂志上还报道了生物考古学者的研究,他们在欧亚大陆数个遗址中发现了鼠疫的直接证据。去年秋冬之交,乌兰察布还发生过鼠疫,原因是人食用了野兔,病人转院到北京之后,让首都人民着实担心了一些日子。森林草原的交界地带,资源相对多样,但生态环境不稳定,容易出现灾年。20世纪初的关东大鼠疫,死亡五六万人,也是源于这个地带。


瘟疫产生的根本条件与历史阶段

 
    两个史前时代可能的瘟疫事件为考古学留下了保存完好的遗址,让今天的考古研究者能够一睹史前时代瘟疫的影响,也由此可以了解瘟疫产生的条件。瘟疫的传播通常需要两个条件:一是人类接触到病原体;二是有足够集中的人口。病原体是自然界本来的存在,如果人类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人类或者被病原体杀死,病原体失去传播的途径;或者人类适应了病原体,病原体失去对人类的严重威胁,所以,封闭环境不大可能产生瘟疫。瘟疫的传播往往来自人类接触到本来不属于人类生活圈的病原体。以关东大鼠疫为例,原因可能因为外来移民捕猎了生病的旱獭。哈民忙哈先民捕食穴居动物,这些动物通常不应该进入人类生活圈的,因为利益与饥饿,人类碰触了自然存在的红线,最终酿成灾难。当然,如果人类人口极少,病原体杀死了感染者,也就失去了传播的可能;或者人口分布极其稀疏,传播也不大可能发生。

     但是随着农业起源,人类走向了定居。定居是农业生产的需要,流动则难以开展农业的(除非游牧)。然而,定居会带来人口的增加,狩猎采集群体因为迁徙流动的原因,往往需要两名幼年子女有足够的年龄差距,一名子女能够自己行走。定居群体不存在这样的困难,生育间隔由此可以缩短。谷物制作的糜粥一类食物可以让婴儿更早断奶,促使生育间隔进一步缩短。农业本身有旺盛的劳力需要,更多的人口意味可以开垦更多的土地。这样构成一个正反馈,人类人口迅速增加。从民族志材料可知,依赖狩猎的话,每百平方公里所能支持的人口不超过1.56人,如果同时依赖狩猎与采集的话(不包括渔猎群体),所支持的人口是9.098人。如果要超过这个阈值,就必须有农业。农业可以支持的人口密度可以达到10~20倍。如此多的人口定居在同一个地方,这就为病原体提供了极好的传播条件。从这个角度说,瘟疫的大规模传播是与农业起源相关联的。

     当然,农业之所以会导致瘟疫传播绝不仅仅因为人口增加与定居的发生,更主要的原因是农业扩散对生态环境产生的影响。最早的农业,以中国华北地区为例,起源于山麓与盆地的边缘地带,当时人类只能利用最容易耕种、最肥沃的土壤。村落稀疏,村庄规模有限,人们的食物还很大比例要依赖狩猎采集,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比较小。随着农业的发展、人口的增加,人们开始更多砍伐森林、开垦草地、排干沼泽,闯入主要属于其他动物的生境,接触病原体的机会大大增加。再者,人类长期生活在一个村庄,就会产生大量的垃圾,腐烂的垃圾会污染水源,由此蚊虫滋生,导致疟疾横行;污染的水源还可能导致霍乱。同时,定居农业还导致人类的食谱变得单调,过多谷物摄入导致龋齿病频发。20世纪80年代考古学家科恩与同事就曾注意到这个问题,随着人类进入农业阶段,身高变矮,身体的协调性变差,人类的营养与健康状况反不如狩猎采集阶段。这种状况随着农业的进一步发展更加恶化,因为农业促进社会分化,富者产生肥胖的毛病,穷者食不果腹,可能会铤而走险,食用一切能够找到的食物,包括带有病原体的野生动物。

     我们是否由此可以说农业就是瘟疫之源呢?显然不是,高度社会性的动物,尤其是哺乳动物,都有可能感染瘟疫,鼠疫本来就是鼠类的疾病,这次在武汉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很可能来自蝙蝠,经过果子狸、穿山甲等中间宿主,并且经过变异,才变得让人类容易感染。某种意义上说,社会性是瘟疫的温床。独居的动物即使感染了致命传染病,也不会殃及整个物种。然而,人类是一种极端依赖社会性的动物,人类通过社会有了语言、文字、文化、乃至文明。同时,因为存在社会性,所以高致病性的病原体才可能传播扩散。相对狩猎采集生活,农业代表更高程度的社会化,不仅能够支持更多的人口,而且需要更多的人口集中生活在一起,因此瘟疫传播的条件更便利。狩猎采集时代是否就没有瘟疫呢?目前考古学上还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是就距今三四万年前解剖学上的现代人迅速替代尼安德特人这一情况而言,有研究者就提出一种假说,即现代人把传染病带给了尼人,就像近代欧洲殖民者把天花带给美洲土著,导致土著人口急剧减少一样。尼人由此大幅减少,加之栖居地被现代人分割,无法通婚,所以只能灭绝。总体而言,瘟疫对狩猎采集者的影响是比较小的,主要因为狩猎采集者的人口总量小,密度低,流动性大,另外一个可能更重要的原因,就是狩猎采集者大多数时候生活自己的生态系统中,不需要也没有能力跨越不同的生态系统,感染疫病的风险因此也比较小。

人类社会应对瘟疫的基本策略

 
    农业时代虽然有瘟疫的威胁,但是我们从历史上看到,人类的人口仍然在大幅度增长。农业时代的医学技术虽然不如现代,但是古人并非没有应对瘟疫的策略。考古学上农业有个名不符实的名称,叫作食物生产(foodproduction),其实农业并不生产食物,而是让动植物生产。农业的本质就是控制,一个更常用的名称叫作驯化。农业发展的理想状态就是农业文化生态系统,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中国南方的稻作农业,长期的耕作,控制良好的灌溉,可以形成肥沃的土壤(如鳝血土),稻田养鱼、桑基鱼塘都是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几乎所有的废物都会循环利用,这个生态系统能够做到基本封闭。人们可以在有限的范围内养活大量的人口,基本不需要侵入其他动物的生态空间。在这样的生态系统中,人们饲养猪、狗、鸡,还有牛,偶尔有羊与马(所谓六畜),所有这些动物都被控制在农业生态系统之中。即便这些动物偶尔也会把疾病传染给人类,但由于长期的适应,最终形成一种平衡(因为易感人群可能很快就被淘汰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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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田养鸭(左)浙江湖州桑基鱼塘(右)
(图片来源于《中国国家地理》2019年第3期)

 
    其实除了驯化的动物,农业村落中还有如家鼠、蟑螂、麻雀等依赖人类生活的共生性动物(commensal)。这些动物当然也是疾病传染源。一只健康的家鼠身上平均有7只虱子,一旦生病之后,虱子的数量能够达到五六十只,老鼠死后,这些虱子就可能会把人类当成新的宿主,通过叮咬把病菌传给人类。不过,长期的共处,也让人类与这些共生性动物之间形成了平衡。但是如果家鼠接触了野外感染鼠疫的老鼠,就可能把鼠疫传给人类。所以,农业社会的安全取决于农业生态系统的完善程度,当人口超过系统的承载力,或是社会混乱破坏了农业,或是气候变化,农业系统就可能崩溃,封闭的安全屏障就会消失,灾难随之降临。

     从狩猎采集、农业再到我们现在生活的工商业时代,人类面临的疫病压力是不断提高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人口数量越来越多,密度越来越高,工商业时代的聚落形态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尤其是中国的城市,居住密度非常高。研究发现,城市规模越大,社会经济效益越好。高密度的人口能够有效降低交易成本,促进产业规模。不过,瘟疫传播的风险也随之提高,欧洲中世纪的城市吃尽瘟疫的苦头,商业贸易过程,老鼠把鼠疫(当时称黑死病)带往不同的城市,并传到乡村,欧洲许多地方当时丧失了三分之一到一半的人口。后来欧洲实现了检疫制度,提高公共卫生水平,黑死病逐渐消失。伦敦也曾经霍乱横行,研究者经过反复对比,最终发现水源污染是根本问题,自来水逐渐成为城市的标配。当然,这些瘟疫并不仅仅是欧洲城市的问题,中国史书上的疫情记载也是比比皆是。

     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工商业的发展,城市越来越成为宜居之地。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主题就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中国人人均寿命最长的地方就是三座大都市:香港、上海与北京。城市的安全屏障在于有效地控制各种病原体的源头,自来水让人们远离霍乱与许多胃肠道疾病,排污系统、垃圾处理系统以及其他公共卫生体系把危险控制在人们生活范围之外。初级的食物生产都在城市之外,食物经过处理之后进入城市。管理良好的城市形成一个新型的人工生态系统,进入城市的物品都经过加工处理,废弃的物质同样要经过处理再排出去,大量的物质循环使用。武汉疫情的最大教训就是直接把野生动物带入城市,由此把大量人口置于危险之中。

未来的展望

 
    以上回溯了瘟疫存在的根本原因、主要阶段和基本预防策略。有一些是我们无法避免的,比如社会化,而且社会化还在不断发展,城市越来越庞大,人口聚集与流动的规模也越来越大。但这些都是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我们不可能改变,因此,我们面对的疫情风险也就越来越高。有一些是我们可以避免的,比如建立良好的文化生态系统,与野生动物保持距离;强化公共卫生,发展循环经济等等。当代中国发展迅猛,城市化的比例越来越高,城市在人们生活中地位也越来越重。但是城市也是脆弱的,我们就好比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了一个筐里,管理不善就会带来危险。我们的城市应该像超市的鸡蛋盒一样,它有一个外壳,内部不同鸡蛋之间都有缓冲空间。城市需要建立人工生态系统,而且是可封闭的(至少是暂时性的,由此可能需要发展都市农业),内部不同组群之间应该有足够的缓冲空间。这是我们从人类历史实践中可以总结出来的经验,应该可以代表未来城市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希望我们的城市规划者与管理者们能够汲取这个经验,让人民的生活更加美好!

     (作者单位:电子游戏)

相关资料链接

 
    1、哈民忙哈遗址:哈民忙哈遗址位于内蒙古科尔沁地区腹心地带,2010、2011年两次发掘,共清理出房址43座、墓葬6座、灰坑33座、环壕1条,累积发掘面积4000余平方米,初步探明遗址总面积约10万平方米。遗址年代为距今6000~5000年间。哈民忙哈遗址内发现大量凌乱堆弃的人骨,尤其集中分布在几座房址内,场面极为震撼。可鉴定人骨材料显示各个年龄段的个体都有,以中青年为主,而不是新闻媒体中经常报道的以妇女儿童为主。其死亡年龄的分布模式与鼠疫较为一致,即接触者才会感染,不论年龄与性别。

     相关信息可参考: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科左中旗文物管理所:《内蒙古科左中旗哈民忙哈新石器时代遗址2010年发掘简报》,《考古》2012年第3期;《内蒙古科左中旗哈民忙哈新石器时代遗址2011年发掘》,《考古》,2012年第7期;朱泓、周亚威、张全超等:《哈民忙哈遗址房址内人骨的古人口学研究  史前灾难成因的法医人类学证据》,《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第54卷:26-33;周亚威、朱泓、吉平:《内蒙古哈民忙哈遗址人骨鉴定报告》,《边疆考古研究》,2012年第2期。

     2、庙子沟遗址:庙子沟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察右前旗乌拉哈乌拉乡,因地处小地点庙子沟村而得名,北距黄旗海最近距离约六七公里。1985年至1987年,由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连续三年发掘,共发现房址52座,发现灰坑及窖穴共130余座,残灶坑1座,墓葬40余座。庙子沟遗址的相对年代相当于中原地区仰韶时代的晚期阶段,绝对年代为距今大约5500~5000年。

     相关信息可以参考:魏坚:《庙子沟与大坝沟  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上下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年。

     3、EarlyDivergent Strains of Yersinia pestis in Eurasia 5,000 Years Ago.Cell, 163(3), 571–582. doi:10.1016/j.cell.2015.10.009

     通过欧亚大陆(主要是中亚与西欧)数个遗址出土人类骨骼牙齿中提取DNA分析,发现世界上最早的有关鼠疫直接证据,距今5000年左右,比有史记载的鼠疫灾难至少要早3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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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黑死病:一般认为主要是腺鼠疫,1348-1720年间曾在欧洲历史上反复发生,导致大量人口丧生。它主要由感染了鼠疫耶尔森菌病的啮齿类动物通过中间宿主跳蚤传给人类。人类对这种微生物的免疫力非常差,大多数病人会在6天内出现淋巴结肿胀、淋巴结炎。平均起来,大约60%的感染者会在淋巴结炎出现后1周内死亡。后来随着逐渐发展起来的公共卫生措施而缓解与消失,相对而言,诸如隔离、建立传染病医院、甚至是出现接触传染理论等作用并不大。

       《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肯尼思·F·基普尔主编,张大庆主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553-5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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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韩旭川
审核:李   政
本文刊登于2020年2月21日
《中国文物报》第5版